车子继房子之后，越来越成为吸引公众眼球的事物。

　　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截至去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7398万辆，这个天文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经济利益和甜酸苦辣，无人能够统计和形容。

　　2002年8月6日的两则新华社电讯，都与车子有关：其一是我国机动车号牌选号方式将进行重大改革。公安部即将启用的《试行“2002”式机动车号牌号码编排规则》规定，从8月12日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4城市的机动车车主，都可为新车选择一个能体现个性的车牌号码，试点成功后，新方式将在全国推广。其二是，浙江省交通厅运管局一名处长因在车辆年检制度改革听证会后用语言威胁反映情况的代表，被免去了处长职务。

　　老式车牌弄了多年，发牌的权力部门权力人士预先抢注、内部预留车号牌以及从中进行权力寻租等违规行为，多为世人所诟病。新车使用新车牌，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制度安排——按有关方面的说法，新式机动车号牌的管理基本实现了“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我之所以不说这是“制度创新”，因为人家老外老早就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无非是学学他们的“通行做法”而已。

　　车牌换新的了，但车检还是旧的。今年7月3日，浙江省召开了第一届车辆年检制度改革听证会。这是一个试图改革旧有制度的举措，当时在浙江引起强烈反响，包括笔者所在的媒体都作了大篇幅的报道。会上代表普遍反映：公安与交通部门均设立了车检项目，其中部分项目重复，造成车检效率低下，这样的车检甚至为部分车检部门及办事员提供了牟取个人利益的良机。萧山某驾校教师江庆兴在听证会上发言时，抨击了萧山一些车辆检测站的无理做法，如：随意索要修理费且不出具正规发票；要求出租车司机车检前缴纳500元的维修发票，增加了车主的负担，而检测站旁就有维修厂，提供“现场购买发票”的服务。会后，浙江有关方面进行暗访，证明代表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当即要求相关的维修厂立刻停业整顿。然而，江庆兴一番直言招引来了种种威胁，甚至浙江省交通厅运管局的一名处长也亲自出马，“对他进行了语言威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改革绝非易事，特别是涉及“利益群体”巨大利益的时候，制度的改革变迁就陷入了僵滞状态。相比于“一辈子”只上一次车牌，这个年年要进行的车检可是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公安与交通部门均设立了车检项目”，你不要以为他们以及他们中执行操作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若干年前，笔者曾体验并“监督”过一个亲戚送车子受检的全过程：你的车子必须在车检所院子里的修车所掏钱修理，然后一次次开着车子去过一道道关卡，多数关卡你是“过”不了的，然后再修，修了再去过，反复折腾，大半天下来还是不行，最后你得“主动”找那修理工，掏钱之后，他们将你的车开去过关，很快所有的关都过来了，所有的章都盖上了，而你掏出不菲的钱当然是有“行情”而无发票的。

　　所以，当一项制度传递的信息是能够快速方便地进行寻租的话，利益集团就会拼命维护旧有制度，拼命争取更大的管制或垄断——即使一下子难以独家垄断，那么也要像车检项目一样——“公安与交通部门均设立”。

　　当制度变迁就陷入僵滞状态。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越长，公众利益的损失就越大，因为利益集团寻租产生的结果是“零和博弈”——一部分人收益增加，必使一部分人收益减少；而更为糟糕的结果是，利益集团产生的“利润”是一种错误的利益信号，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被置于扭曲的状态，得益者不是努力培植资源，而是进一步寻求权势和“制度”的保护，结成更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使制度的创新与变迁变得更为艰难。

　　为此，我向致力于制度创新以及创新制度落实的人——无论是部级官员还是听证会上说过几句实话的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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