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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与“劣”

二、“精华”与“糟粕”

3.“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四、“公共知识分子”阶级与文明糟粕

附录：“礼”的用处

一。 “高级”与“低级”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能力的人民。不管多艰难，只要能活下来，只要有和平的环境，中国人总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难以想象的财富。破坏和大规模种族灭绝多次将繁荣变成废墟；但中国人每一次都是不屈不挠、顽强地从凤凰涅槃的灰烬中崛起，并很快在废墟上重现辉煌。鸦片战争以来，接二连三的内外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内战动荡，几乎把中国灭得一干二净。然而，就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带来和平的几十年后，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重重封锁，迫使中国克服了所有古老原始农耕社会中最艰难的关卡，脱胎换骨，赶上了总体进程。进入工业化、现代化，从满目疮痍、一贫如洗、一贫如洗，到成为无人敢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速度之快，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样的普通人不就是最好的吗？ —— 所以毛泽东说：“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人，世界上任何奇迹都可以创造。” （当今世界不知有多少国家羡慕得头皮发青，巴不得自己统治下的人力资源也能像中国人一样能干、优秀、丰富。）能干优秀的人多，怎么能不优秀呢？

然而，在“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口中，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文不值，一文不值，甚至比垃圾还要糟糕：“奴性”、“自卑”、“虚伪”、“狡猾”、“阴险”、“狡猾”、“虚伪”、“保守”、“死板”、“散漫”、“懦弱”、“野蛮”、“庸俗”、“勾心斗角”、“仇富”、“撒谎”、“弄虚作假” 、“耍小聪明”、“占便宜”、“钻空子”、“潜规则”、“不讲卫生”、“不守规矩”、“不讲信誉”、“淫秽” 》、《残忍》、《贪婪》、《冷漠》、《自私》、《麻木》、《狡猾与无知、贪婪与懦弱》、《中国人本性不好！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造成的”，“没有道德，没有诚信，没有秩序，没有思想，没有知识，没有理性，没有善恶”，“中国人从身体到精神都是无能的！”“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个不驴不马的大杂烩！”“这个劣等的民族从不解决历史，所以历史就是灾难的轮回”，“中华文化是劣等的文化，灌输的是斗争仇恨”，“一个民族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接吻不会拥抱肉重得像块墓碑一个相亲相爱几千年少有像样的爱情故事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一个互相毒害的民族搞了几千年，基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 “怎么看都是劣等民族”……

中国人是高人还是低人？答案很简单：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精髓者为上，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糟粕者为下。

中华文明是源远流长的文明，绵延数千年，从未间断。也正因为它绵延千年，没有间断，所以精华和糟粕都得以延续和积累。每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文明环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每一个中国人吸收和继承的文化习俗和思想意识都有精华和糟粕。当正能量占主导地位时，就会激发精气，压倒糟粕，表现就会“出类拔萃”；当邪气占上风时，糟粕就会被激发而压倒本质，表现就会“低劣”。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国人低劣”、“中华文明低劣”的问题。无非是“扬其糟粕”还是“扬其糟粕”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属于邪气负能量专门刺激渣滓的问题。

二。 “精华”与“糟粕”

什么是“文明的本质”？什么是“文明糟粕”？

人类最核心、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是生存和发展，所以判断一切是非的核心、最根本的标准只能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按照这个标准，文明文化习俗中有利于人类整体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成分称为“精华”，反之称为“糟粕”。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正道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财富，而不是通过盗窃占有财富。因此，评判一切文明和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具体标准就是“通过合法劳动创造财富是否有益于人类”。

“合法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是“改变世界” —— 因为人类的劳动，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了，也就是说世界被人改变了。

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于不说—— 古往今来，在这一刻，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世界”。不仅对人类如此，对鸡鸭猫狗等动物也是如此：用动物和动物的方式和语言“解释世界”。但那又怎样？解释不改解释和不解释没有区别，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和动物，已经和正在给出多少解释。如果解释本身就能改变世界，我就知道世界已经被毁灭了。这种没完没了、时常自相矛盾的解释变幻莫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童话、神话、鬼故事有什么区别？）

“改变世界”就是对待客观世界。对待客观世界，必须正确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就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

由于“由正当劳动创造财富”的本质是“改变世界”，那么文明的精华就必符合“改变世界”的本质——遵循客观规律;而文明的糟粕则恰恰相反。

由此可以总结出“文明精华”的关键特征：

1.有利于人类作为整体的长远生存和发展;

2.有利于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

3.有利于改变世界;

4.遵循客观规律。

同样可以总结出“文明糟粕”的关键特征：

1.不利于人类作为整体的长远生存和发展;

2.不利于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

3.不利于改变世界;

4.违背客观规律。

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

文化必包括两大内容：(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与人的关系。

只要涉及这两大内容，文明精华和糟粕上述的种种特征(有利于人类作为整体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与否、有利于靠正当劳动创造财富和保护财富与否、有利于改变世界与否、遵循客观规律与否)就必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精华：无不有利于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描述自然、欣赏自然、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征服自然……例如：

——糟粕：只含有迷信和通过迷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争斗关系的内容，不含有揭示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征服自然、有利于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容。例如：

扫帚星、丧门星、晦气星、天狗吃太阳、天示警、地兆凶、天意如此、上帝生气、一切都是命、人之命天注定、八字不合命相克……

(二).人与人的关系：精华——规律关系;糟粕——规矩关系

——规律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不由人凭单方面的主观愿望和主观需要恣意决定，而由改变世界所必须遵循的客观世界规律所决定。一切人与人关系的规定、规矩都不过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例如：

——规矩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完全凭人为规定，一切规定、规矩都只取决于立规矩者的利益需要、主观愿望、主观好恶价值观，不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例如：

“君臣之礼”、“尊卑之序”、“上智下愚”、“男尊女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规律关系”与“规矩关系”本质的不同决定了一系列的不同：

1.一个是客观的规律性的东西，一个是主观的随意性的东西

——“规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决定的东西，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要“改变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就得按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来确定：要搞铁路，人和人的关系就得按照铁路运行的规律来确定;要搞航海，人和人的关系就得按船舶运行的规律来确定;旧中国一穷二白落后挨打，要救国就得组织起来，要组织起来就得按毛泽东的建党原则办;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得打持久战，要打持久战就得靠人民战争，要打人民战争就得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规矩关系”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没什么客观理由，全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见了皇帝不磕头不行，光磕头还不行，还得三跪九拜磕出响来，否则就“大不敬”。为什么?没道理，“王八害痔疮——烂龟腚(规定)”。说“彬彬有礼”，什么是“礼”?一个国家一个样，一个时代一个样，一个身份一个样：有的磕头，有的作揖，有的握手，有的屈膝……实际上不如此又如何?既不会天塌地陷也不会洪水泛滥。

2.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仅限于当权者权力所能及的时间和范围

——“规律关系”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恩格斯指出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决定的人和人的关系外国适用，中国也适用;当年适用，如今还适用——只要搞铁路、搞海航海，人和人的关系就仍然得符合当年恩格斯指出的规律。

——“规矩关系”限于当权者权力所能及的时间和范围——如今还有人搞什么“三扣九拜”、“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吗?

3.一个是单向的、被动的、确定不变的，一个是双向的、对抗的、变来变去的

——“规律关系”取决于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人与客观规律，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一个变，一个不变——人是主动一方，可以单方面改变，规律是被动一方，永远不会改变;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会改变，一旦确立就永远有效，因此“规律关系”建立起来后可以很省心，不必担心它会因人而异，也不担心它会跟人搞对抗——例如铁路系统的统一调度关系，航海船长绝对权威关系，等等。

——“规矩关系”取决于人与人较量，既有硬实力的正面交锋，也有软实力的暗中对抗，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潜规则”……谁占上风，谁主宰规则;一旦失势，规则随之废弛。因此“规矩关系”充满不确定，随时可能变化。

4.一个简明，一个繁琐

——“规律关系”：客观规律一旦被人认识就不再神秘，不会藏头露尾，不会故弄玄虚，因此可以表述得很简单。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一样——既然以“改变世界”为目标，那人与人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人际关系越简单，相互易沟通、理解、凝聚、齐心协力越容易，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效率越高。人际关系越复杂，沟通协调越难，分工合作越难，失误越容易——有点实际经验的人就知道，哪怕一场大规模演习都难免伤亡，因为规模越大层次越多关系越复杂，步调一致越难，出意外越容易。只要想做事就必须使人与人的关系越简单越好。这就决定以“做事”为目标的“规律关系”总是简明的——拿破仑坚持 “把繁冗的法律辞句锤炼成明白通顺的法语”、“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的现实而不是法律的技术上”、“捕捉到抽象规则的实践关联”、“打断琐碎无益的枝节争执”，让法律“对于即使是他那样的非法律家也应当透明易懂”，让“虽然不熟悉法律专业术语，头脑却机智灵敏的外行人”也有资格说话，这就使“拿破仑法典”在历史上大放光彩。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那么简单易懂的十一条，61个字;即使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也能不费太大气力就记住背熟严格照办，容易遵守，更容易监督——如有违犯别人立刻一目了然，马上知道错在哪里、什么性质的问题、该怎么处罚。容易遵守，便容易监督;容易监督，便容易遵守。全党全军，从总司令到普通一兵都按同样的规则办事，人人遵守，人人监督，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统一协调了几百万人的相互关系，指挥百万大军打下天下。

——“规矩关系”：是人为制造出来分配利益关系的，是损人利己、明争暗斗的较量工具，只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没有温良恭俭让，需要人和人的关系越复杂繁琐越好——创造财富改变世界才需要分工合作，才需要人和人的关系简单。凡不创造财富、不改变世界的地方人和人的关系必定复杂繁琐——古代宫廷是最不干实事的地方，只有“规矩关系”，没有“规律关系”，皇宫内的勾心斗角就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激烈凶残。现代大机关、大公司总部也一样：机关越大，级别越高，层次越多，人与人的“规矩关系”越彻底，勾心斗角人事纠纷扯皮推诿不干实事越厉害，“官场病”、“大公司病”越严重。制造“规矩关系”的人要的正是这个——人和人的关系越复杂混乱迷离扑朔，越容易迷惑受害者，越容易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奴役掠夺效率越高。这就决定“规矩关系”唯恐被人看透，必定烦琐哲学，要的就是让人眼花缭乱莫名其妙——比如得按身份地位高低穿衣、打扮、致意、称呼、就座、说话、敬酒、回敬……说什么、答什么、笑还是哭、笑成啥样、哭声多大、磕头磕几下、鞠躬弯腰多少度、谁先吃、谁先走……无一不得合乎“规矩”。如此烦琐还嫌不够，还要故弄玄虚“说不服，绕湖涂”——贺卫方说：“法律行话”是“法学家的‘独门暗器’”，主要目的之一是“激发”外行人“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如此就可能在内外之间划界，有时甚至可以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鲁迅说：“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5.一个是客观、全面、辩证、对立统一，一个是主观、片面、极端、形而上学

——“规律关系”：“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泽东)符合这样的宇宙的根本规律的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符合对立统一律：客观、全面、辩证，如：“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矛盾的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不允许绝对自由，又不允许绝对专制;既不允许绝对民主，也不允许绝对独裁，等等。

——“规矩关系”：既然完全是人为规定，那就只受当时当权者当时的主观需要和主观情绪的左右而不受客观因素客观规律的制约，就必然遵循唯心的形而上学规律：主观、片面、极端——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一说好就一点缺陷没有，好得浑身上下没屁眼，放个屁都是香的，一说坏就一无是处，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娘胎里就不是好东西;好起来爱屋及乌，坏起来株连九族……这就决定“规矩关系”实际是两个极端：“绝对规矩”与“极端没规矩”

极端规矩——只承认一个绝对权威，只有一个规矩，宏观效果就是“极端规矩”。

极端没规矩——不承认任何权威，人人都是权威，人人都自己制定自己的规矩、只遵循自己的规矩，宏观效果就是“极端没规矩”。

主观、片面、极端、形而上学决定这两个极端可以轻而易举相互转化，迅速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先走一个极端，情况不妙立即跳到另一个极端，再出现新情况又跳回原来的极端——先“极端规矩”：尊孔忠君、上尊下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再跳到“极端没规矩”：“个性解放”、“民主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再跳到“极端规矩”：“自觉当驯服工具”、“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一平二调共产风”、“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又跳到“极端没规矩”：“极端民主”、“绝对自由”、“普世价值”、“私有化”、“溶入世界”、“三百年殖民地”……要么极端权威，要么极端反权威;要么极端独裁，要么极端民主;要么极端专制，要么极端自由;要么绝对权威主义，要么绝对自由主义;要么专制独裁，要么动乱无政府……先极端肯定、再极端否定、又再极端否定之否定，在用一种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的同时，又为“否定之否定”反攻倒算再跳回现有极端埋下伏笔……“规矩关系”就这样永远在两个极端之间没完没了地来回跳。

6.一个公开透明，一个鬼鬼祟祟

——“规律关系”：既然是客观规律，那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对任何人都能公开，都一样适用。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样公开透明——谁都一样，到哪儿都一样，只要你按这个客观规律办，人与人的关系就得是这个样。

——“规矩关系”：既然是强者的利益需要，那就没什么道理好讲，一切都是利益交易，公开一套背后一套——见得人、说得出口的部分是“规则”，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的部分是“潜规则”。

7.一个创造财富者最需要，一个掠夺财富者最需要

——“规律关系”：靠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生存的人才需要，才认同，才接受，才会通过不断实践积累经验总结提高、日积月累代代相传、约定俗成最后形成人与人的“规律关系”。

——“规矩关系”：靠不劳而获、掠夺压迫生存的人才需要，才认同，才接受，才创造出人与人的“规矩关系”——其一为根据强者私利需要人为规定出人与人的关系强加于人、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形成习俗的人与人的公开的“规矩关系”，其二为精心总结出来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的见不得人的“规矩关系”——“潜规则”关系。

四．“公知”阶级与文明糟粕

中国历史上最大最顽固的文明糟粕是什么?“克己复礼”(见附录)。谁是贩卖推销的总代理?“公知”阶级。

中国当代最大最顽固的文明糟粕是什么?“普世价值”。谁是贩卖推销的总代理?“公知”阶级。

“克己复礼”是“绝对规矩”——只有孔孟之道一个绝对权威，一种绝对规矩。

“普世价值”是“绝对没规矩”——绝对自由，绝对民主，不承认任何权威，人人都是权威，人人都自己制定自己的规矩、只遵循自己的规矩——“绝对没规矩”。

“绝对规矩”也好，“绝对没规矩”也好，都是“规矩关系” 的两个极端，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公知”阶级总是利用主观、片面、极端、形而上学玩弄这两个极端，根据实际利益需要将这两个极端相互转化，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迅速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愚弄别人，为自己牟利。

“公知”阶级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坐享其成，不付出劳动;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需要也不愿意参与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实践;只会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当吸血鬼寄生虫——“只对内，不对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耗子扛枪——窝里横”……

这样的阶级存在决定“公知”阶级不需要也不可能认同有利于人类正当劳动创造财富改变世界的文明精华，只需要只认同有利于不劳而获掠夺财富压榨压迫的文明糟粕。只需要人与人的关系是“规矩关系”。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阶级得势之时、成堆之处，一定“规矩关系”压倒“规律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定充满各种错综复杂的明规矩、“潜规则”，一定错综复杂扑朔迷离：阴谋诡计、阴阳怪气、腐朽堕落、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两面三刀……一定是谁干实事谁倒霉。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公知”阶级总是跟各种乌七八糟邪门歪道的东西搅在一起，总是充当文明糟粕的总代理。

不是“中国人低劣”、“中华文明低劣”，而是中国“公知”专门推销传播中华文明的糟粕，专门激发人们心中文明的糟粕部分压制精华部分，才导致部分中国人表现低劣。不存在什么“淘汰劣等人”的问题，只存在消灭文明糟粕总代理——“公知”阶级并肃清其余毒的问题。

201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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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礼”的用处（旧文）

黎阳

2011.2.26.

目录：

一.强化奴性训化的工具

二.不干事的人整干事的人的工具

三.对抗法治的工具

四.“不争论”的工具，不讲理的工具，蛮横专制的工具

五.两面派加工厂

六.“面子文化”的鼻祖，“阿Q精神”的源泉

七.思想僵化的原动力，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八.杀人不见血的软刀、误国不留痕的圈套

人做事必有目的。无目的事没人做，否则不疯也是多动症——当然装疯卖傻不在此例。

大喊大叫“克己复礼”也不例外。不过在如今这“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的时代，人家的真正目的决不会老老实实告诉你，必定说一套做一套——如同卖假货，嘴上必定吹得天花乱坠，实际必定满不是那么回事，一切得靠你自己检验。

要知道“克己复礼”的目的，就得知道“礼”的用处。

要知道“礼”的用处，不妨看看诸如《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书里的某些描述：

——要学习请安的礼法。在宫里，膝盖是不值钱的，可是你不能一跪了事。跪拜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向主子回话、请安，跪的是双腿安，就是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身子要挺直，摘下帽子，放在身右边。谢恩、谢赏或者万寿节……对主子要三跪九叩。为了表示感激“浩荡的天恩”，有的时候还要把头往地上撞，撞出声音来。这就是俗话说的磕响头。还有单腿安，这是用来对待上司或品级低一些的人的。

——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够你学几年的。比如叩头、请安就有多少样儿，对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跪拜，都有一定的形式;疏头、端茶、斟水、摆膳、服侍上边穿衣服、传事、回话……都有一定的作法。

——比如说下跪吧，要先跪左腿，后跪右腿，跪下去，袍子不能褶在腿底下;上边问话，什么时候抬头，抬头后眼睛往哪里瞧，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乱来。

——日常侍奉主子的太监，虽然不是天天见到主子就磕头，可是俗话说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这个样儿也得学习。上了班，无论是站在主子身边或者在廊沿下听候吩咐，都得笔直地站在那儿，两只手紧垂在身子的两旁，要象庙里的金童玉女塑像一样，纹丝不动。站久了，脚掌子都站出了毛病，但是也得保住避猫鼠的样儿。

——回主子或者顶头上司的话也有一定的规矩，第一要熟练的是上边的吩咐一入耳就得明白，这是不能向上边要求再吩咐一次或者解释的。第二是，要用“嗻”来表示自己领会了吩咐，不能用“嗯”、“啊”一类字眼。

——比如斟茶、倒水、摆膳、递东西，不能一下子拿过去就算事。第一，不能捧在你的胸前递，你必须把东西捧在身子前边，同时有得把身子侧过去。第二，不能捧得过低或过高，大约的高度是在你的眉心的地方。又比如主子吸水烟的时候，你得跪在地上，把仙鹤腿水烟袋用手握紧，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随时装烟、吹纸媒儿。你得掌握好点火的时间。

——服侍上边穿衣服，有专管御衣的司按季节准备。可是直接服侍的人也得记清楚，而且主子的胳膊腿不能随着服侍人的意思动弹，你得迁就他，要让他在穿着的时候一点也不感觉别扭。

——跟主子到哪一个宫去，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溜弯儿、散心，除了主子身旁的两名太监，随在左右搀扶之外，其余的人要随在身后，捧着应携带的东西。如果主子坐轿出去，扶轿杆的、随轿的都要走一定的步伐，起轿、落轿、搭帘子也都得小心谨慎。

——当然值夜的规矩是不许犯的：绝对不许仰面朝天大八字式躺着，身体乏了，闭目养神可以，但不许出粗气。不许出恶味，不能在正偏殿解溲。太后坐的炕、椅子等决不许坐。门口值夜，永远保持两个人。

——她洗手，我得跪着端脸盆：她要抽烟，我得跪着递上，她要吹烟灰，我得用盆子接着;她上下台阶，我得小心地扶住她。

——忌圣讳这件事，上年纪的人大概都晓得，在宫里，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太后、娘娘、太妃的名字也一样。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记住的。比如大家都知道小徳张，本来他的名字叫春喜，因为隆裕太后的小名叫喜哥，喜字犯了圣讳，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还有不吉利的话，就是私下里也不许上口，紫禁城里是不许讲丧气话的。

……

看了这些“礼”，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真TM繁琐——这么多“一定的作法”、“一定的规矩”、“应避的字音”，简直把人可能有的行为全给包罗进去了：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走、怎么说、怎么躺、怎么出气全规定得死死的，连磕头请安都有那么多名堂，又是双腿安、又是单腿安、又是磕响头，还得避这个讳避那个讳……把这些“作法”、“规矩”、“应避的字音”统统记牢做到足以把一个人的全部精力都耗光，一天到晚除了这些别的什么也甭想干了。

第二个感觉是：真TM不是人受的——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几十年、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早到晚每时每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如此名目繁多无孔不入的“礼”箍得死死的，想说不能说，想笑不能笑，想哭不能哭，想叫不能叫，吃喝拉撒睡都一大堆臭讲究，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不但不如囚犯，而且简直不如牲口。

第三个感觉是：真TM无聊——如此名目繁多的“礼”究竟有多大必要?没有这五花八门的“一定的作法”、“一定的规矩”、“应避的字音”是地球就不转了还是太阳就不亮了?是庄稼就不长了还是人就不活了?如果没这些玩意就要天下大乱，日子就过不下去，那外国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没这一套社会照样运转，日子照样过，那中国人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发明出如此严厉严密而无聊的东西来折腾自己?

第四个感觉是：真TM窝囊——外国人埋头琢磨科学技术，中国人埋头琢磨磕头请安，还居然觉得这套“礼”比洋枪洋炮更厉害更重要，真叫人弄不清究竟是假痴还是真呆。中国人搞四大发明的聪明劲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转移到这上头来了?

只有从“人人平等”和“创造财富的实际需要”的角度看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从压迫和统治的角度看问题，这套繁文缛礼非但不多余，而且非常有用，非常必要：

一．强化奴性训化的工具

所有这些“礼”都是人与人不平等的“礼”，处处体现着不公平、不平等——下等人对上等人必须“站有站样、坐有坐样”才叫“合礼”，上等人对下等人就不必;下等人对上等人必须“避讳”才叫“合礼”，上等对下等人就不必。贯穿这一切的是一条原则：人与人不平等、高低贵贱的区别必须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那些“礼”就是把“人与人不平等”这条大原则以“礼”的形式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地推广到社会的一切角落、贯穿到所有人的所有活动中，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凸显出上等人之尊和下等人之卑，迫使人们哪怕转一眼、哼一声、动一动都得先战战兢兢地来上一连串条件反射：第一，不能“失礼”。第二，“犯上”即“失礼”，“失礼”即大罪。第三，眼下的这个动作/言论得用哪种相应的“礼”?敬上之礼，还是待下之礼?第四，立刻掂量掂量自己和对方眼下的身份谁“上”谁“下”、谁“尊”谁“卑”，然后看人下菜碟。人人如此，事事如此，时时如此，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一事当前先判断高低贵贱，然后按尊卑等级分别行“礼”。有了这种条件反射，自然变成势利眼，自然潜移默化接受“人与人不平等”的原则，自然变成理想的奴才——“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满脑子都是循规蹈矩严守上下尊卑之礼，当然想都不敢想忤逆得罪上司，更不用说“犯上做乱”了，再受气也只能“发乎情止乎礼”。从压迫人统治人的角度看，这种强化奴性训练最理想不过。

有人也许会说：宫廷是宫廷，社会是社会，上述那些“礼”都是太监之“礼”，宫中之“礼”，跟社会其他人的“礼”不是一回事。

以“人与人不平等”为基础的“礼”，有差别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只要强制用“礼”来体现“上下尊卑”的这条大原则不变，具体的“礼”即便有所差别也没什么本质区别——都得“克己复礼”，都得循规蹈矩，都得一举一动处处体现出“上尊下卑”，都得变成势利眼。

比如“为尊者讳”这个原则就不光对太监，对其他人也一样(本来起名字不就是为了让人叫吗?为了遵守凸显上等人之尊的“礼”，起了名字却不准人叫，连同音的字都不准别人用，天下还有比这更蛮横更荒唐更滑稽的吗?)——为了避开唐代李渊祖父李虎的这个“虎”之讳，便有了把溺器的俗称从“虎子”改为“马子”，最后演变成现在的“马桶”。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民”之讳，便有了柳宗元把《捕蛇者说》里的“观民风”改为“观人风”。为了避开太守田登名字中这个与“灯”字同音的“登”之讳，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千古笑柄。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弟子规》规定：“称尊长，勿呼名”、“号泣随，挞无怨”——教人从小就学会一事当前先判断谁是“尊”、谁是“长”，学会势利眼，学会看人下菜碟，学会逆来顺受——对“上等人”不仅要记得避讳“勿呼名”(这意味着同时也就学会了对“下等人”毫无顾忌)，而且挨了打不反抗还不够，还得根本就不抱怨。如此煞费苦心，如此周到严密，不就是要人从小就驯化出“决无平等”、“决不犯上”的奴性本能吗?

二．不干事的人整干事的人的工具

人与人的关系情况只有两种：平等与不平等。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礼”也只有两大类：关系平等的“礼”与关系不平等的“礼”。

人与人关系越平等，礼越简单——平等了，人与人的关系就简单了。人与人的关系简单了，昭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礼”也就简单了：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谁跟谁见面，原则就一条：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不需要分高低贵贱，只要体现出相互尊重不卑不亢就是“礼”，根本没那么多七拐八绕的臭罗唆穷讲究。

人与人关系越不平等，礼越复杂——不平等了，人与人的关系就复杂了;人与人的关系复杂了，昭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礼”也就复杂了。平等的关系只有一种，关系平等的“礼”也只有一样;不平等的关系却可以有无数种，关系不平等的“礼”也就可以有无数种——每种不平等的关系都对得应出一套相应的“礼”，无数种不平等的关系就衍生出无数的“礼”。要严格遵守不平等之“礼”，就得对一切不平等组合面面俱到，就得每次都把在场所有的人都按照“降冪排列”挨着个地排出大小来，按照上尊下卑各就各位点水不漏，这才不“逾礼”。

这还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场合是这套“降冪排列”，场合一变一切就得推倒重来，另搞出一套“降冪排列”来：这个饭局是这个样，下个饭局是另外一个样;饭局之外还有集会、看戏、参观、视察……每个场合每次出现的人都不同，官职地位都不同，必须的排列组合也不同，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无穷无尽。

“克己复礼”用“礼”把人与人不平等关系固定下来，渗透到社会的一切角落、体现到一切人的一切行为中——不管客观实际的情况如何千变万化，不管什么场合，不管谁跟谁见面，头一件事就是互相“比大小”，分出地位高下尊卑来，然后对号入座，对上拍对下傲——“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如果分不清地位高下尊卑呢?那就卡住了：无礼则无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管社会有多少人，不管每个人每天有多少言行，反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带“礼”，都得合乎“礼”的规定。结果当然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繁文缛礼、累死人的繁琐哲学。克己复礼，“以‘礼’为纲”，“礼”高于一切，永远“记坏不记好”：一万次中规中矩，第一万零一个次出了毛病也照样算“违礼”，前一万次谨小慎微全白费——不管干了多少事，只要被挑出“失礼”、“不敬”的“劣迹”，就足以把一切一笔勾销，置人于死地。一个人除非一天到晚别的什么也不干光琢磨“礼”，否则根本不可能把如此复杂的礼数全部记住烂熟于心运用自如不出差错。这就意味着只有不干实事的才可能做到点水不漏万无一失。干实事的人忙于实事，脑袋里怎么可能不想别的光惦记着“礼”?轻而易举就能被整天不干实事光整人的人用“礼”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抓住把柄来。而那些整天不干事光琢磨用“礼”整人的人呢?反而无懈可击，什么错误也没有——虽然实际上“不干事就是最大的错误”。

回顾中国历史，最能整人的人总是最强调“礼”、最喜欢用“礼”挑人毛病、自己从来也没错、但什么实事也不做的人。

一抓“礼”，一下子把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老百姓打成“粗卑无礼”、必须“礼不下庶人”的劣等，顺便把关心创造财富的“上等人”贬成忘掉“礼”之根本的另类——“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

体现人与人关系不平等的繁文缛礼在中国从来都是不干事的人整干事的人的工具。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

三．对抗法治的工具

法治与孔老二的“礼治”处处针锋相对：一个以平等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以不平等为基础——“唯上智下愚不移”;一个主张公平——“王子（查成交价|参配|优惠政策）犯法与庶民同罪”，一个主张不公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个主张秉公——“法不阿贵”、“执法如山”、“大义灭亲”，一个主张徇私——“为尊者讳”、“父子相隐”、“情、法、理取中庸”。法面前人只有有罪无罪之别，有罪无罪取决于本人的行为。“礼”面前人不问青红皂白已经分为“君子”“小人”，是好是坏事先就被定了性，不管本人再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罪犯不是预设的，“君子”“小人”是预设的。罪犯定性要有客观证据，“君子”“小人”定性不需要客观证据，有权便能凭主观好恶张口就来。

有人奇怪为什么使中国人建立起持久牢固的法制观念那么难，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从古到今总有个“克己复礼”、“以‘礼’为纲”在那里跟法治捣乱唱对台戏，从孔老二开始就通过反对铸刑鼎坚决抵制依法治国，一口咬定以“礼”治国才是唯一正道，以法治国是暴政，是邪门歪道。儒家法家本质上尖锐对立，“礼”治法治本质上水火不容，有“礼”就无法，有法就无“礼”;按“礼”就没办法依法，依法就没办法按“礼”——比如，“小人”究竟是不是罪犯?如果是，该怎么惩罚?根据什么惩罚?如果不是，凭什么可以任意辱骂?“小人”有没有人权?与“君子”的人权同等不同等?如果同等，那整天肆意辱骂就是侵犯人权。如果不同等，根据何在?如何规定?这一切都是“克己复礼”体系回答不了的。

“克己复礼”使中国从来无法牢固地树立严格依法办事的传统民俗，多数情况下关键时刻法不敌“礼”，法不敌情。如此上行下效，代代相习，在全社会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从何谈起?有法不依、法同虚设历来是中国法治的“老大难”，其社会基础的根子来自“克己复礼”。

四．“不争论”的工具，不讲理的工具，蛮横专制的工具

欺压人民不劳而获的人最关心的是如何让老百姓逆来顺受不反抗。而要让老百姓逆来顺受不反抗就决不能让老百姓起来质问：你凭什么当权?——否则怎么回答?说自己优秀?学问大?学位高?本事大?贡献大?血统高贵?得天命?得人心?有洋人撑腰?……所有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人与人不平等合理”本来就是既得利益者为既得利益的需要硬编造出来的，本来就是胡搅蛮缠，不管如何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也必定漏洞百出，无法令人信服。

不能自圆其说就不说，不敢正视就不视，无理可讲就不讲理，争论不过就“不争论”，回答不了老百姓“你凭什么当权”的质问就不准老百姓问。

让老百姓闭嘴无非软硬两手：硬的一手是“图穷匕首现”，赤裸裸用暴力强迫老百姓闭嘴。软的一手是用一堆复杂无比莫名其妙又毫无实际意义的垃圾把老百姓的思想、精力、时间全霸占住，让老百姓实际上没办法也没功夫思考“你凭什么掌权”之类问题。

处处体现不平等的繁文缛礼正是这种理想的复杂无比莫名其妙又毫无实际意义的垃圾，不仅可以用来“摆臭架子”，而且可以用来“占据别人的心”，迫使老百姓“不争论”：

——第一，用繁文缛礼锁住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为就等于“占据别人的心”。人们一旦被这套累死人磨死人的“礼”闹得一天到晚每时每刻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疲于奔命，还会有功夫考虑其他吗?

——第二，“礼”的核心是无条件服从——“礼”只认权位，不认对错。不管是谁，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权位高就是“尊”，就必须恭顺，就必须严守“尊卑之礼”，就必须绝对服从。只要是身份是皇帝，不管是溥仪那样的三岁娃娃还是天启皇帝那样不务正业的“木匠天子”，别人都必须恭顺而不得有任何违抗，否则就是“逾礼”、“大不敬”。只要让人们习惯了这套“礼”，就会不知不觉习惯盲目“尊上”，不知不觉习惯不问原由无条件服从权势，还会质问“你凭什么当权”吗?如此一来，再不劳而获、再蠢的蠢货也能赖在台上高枕无忧了。

以前搞“不争论”还得找借口：“争取时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如今一“克己复礼”连借口都省了——根据“礼”，下等人对上等人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不立即点头哈腰连连称是都不行，何况说二话、顶撞、争论?有“礼”就不争论，争论就没有“礼”。守“礼”就是“维稳”，“维稳”只须守“礼”。一个“礼”字就能把一切批评质疑上访抗争从根本上一笔勾销，不知省了多少口舌——“不争论”就是“不争论”，现在“不争论”，将来“不争论”，永远“不争论”。不是为了争取时间，不是权宜之计，不是迫不得已，就是不准争论，用不着讲理，花钱买屁——就要这味了。

要想无原则、无条件、无根据、无限期地维持统治，最方便又最冠冕堂皇的办法就是“礼”——有了“克己复礼”什么头疼事都迎刃而解，连找借口的挖空心思都省了，搞起专制统治来简直太方便太省事了。

五．两面派加工厂

“礼”只能反映出人对人的表面态度，反映不出人对人的真正态度，更反映不出人对国家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什么“礼”能检验出人对国家是否忠诚、对人民群众是否热爱?“礼”说穿了不过是按照预先规定好的程序说预先规定好的话、做预先规定好的动作，说白了跟演戏一样都是装模作样，都是表演。而演出来的东西岂能当真?台上是英雄、台下是狗熊、台上是君子、台下是流氓的还少见吗?

“克己复礼”=“以‘礼’为纲”=“以‘礼’取人”：谁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谁就是好人。要是磕头比谁磕得都响、请安比谁请得都勤、下跪姿势特别标准、说话特别恭敬、从不语言犯忌、更不顶撞冒犯、一举一动都能体现出恭顺敬畏呢?那就是大好人了——“礼”数周到嘛!实际呢?越心怀叵测、口是心非、整天不干实事光盘算阳奉阴违的人越善于“恭谦有礼”——真干实事的人满脑子想的是事，不可能像不干事的人有那么多时间精力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专把心思工夫都放在“礼”上——“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从本质上说，“礼”是主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形式的东西、象征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呆板僵死的东西。“克己复礼”、“以‘礼’为纲”，就是把主观的夸张当成客观的存在，把表面当成实际，把形式当成内容，把象征当成本质，用有限的呆板僵死的教条应对无限的变化多端的客观世界，看人只看表面、只看形式，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当道、弄虚作假时髦，从根本上颠倒是非黑白，不仅为野心家两面派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且实施了“两面派作风培训”。

比如，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人普遍为人所诟病的恶习之一是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大喊大叫。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信你看那些当众大声喧哗的人见了顶头上司还敢不敢肆无忌惮?保险一个个小心翼翼——“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弟子规》的功劳：“尊长前，声要低”——“尊长”前才必须“声要低”，普通人面前呢?那就用不着客气。这是“人与人不平等”的“礼节教育”。只有“人与人平等”的“礼节教育”才会告诫孩子对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讲公德，尊重人，公共场所声要低”。这看似小事，影响却深远——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的是什么?“目无尊长”是罪，“目无领导”是罪，“目无群众”不是罪(唯独毛泽东时代例外。只有毛泽东时代不但不能“目无群众”，而且不能“脱离群众”)。如此习惯从何而来?《弟子规》中来，无数类似的似乎不起眼的不平等“礼节培训”中来。在如此“礼节教育”传统中成长的人不懂公德、不知道对所有的人都要一视同仁、养成在“非尊长”的公众面前肆无忌惮大呼小叫的劣习奇怪吗?——从小就教育人对“尊长”一套，对其他人另一套，养成出两面派习气有什么奇怪?

有人说，孩子学了《弟子规》变得规矩了，可见“克己复礼”的道德教育很不错。

这令我想起一位“书香世家”的仁兄有一次酒酣耳热时对我说的一句话：“你是不知道被人伺候的滋味有多舒服!”

我有点不知趣，不假思索给人家浇了一瓢冷水：“第一，你是从被伺候的角度看问题——被人伺候着觉得舒服，伺候你的人呢?也舒服吗?第二，如今你还能指望找到哪个象过去的人一样心甘情愿伺候你一辈子的人吗?”

那些对《弟子规》感到受用的人其实也是从自己“被伺候”的角度看问题——你能享受到《弟子规》带来的“尊长之礼”，当然觉得舒服。但换个角度呢?如果你不是尊长，还能享受到同等礼遇吗?换句话说，《弟子规》能让孩子长大了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同样尊重吗?如果能，那么中国人普遍为人所诟病的缺乏公德、在公共场所旁若无人大喊大叫的恶习从何而来?

中国人许多虚伪劣习实际都是来自“克己复礼”、“以‘礼’为纲”——比如作客：主人为了表示“尊客之礼”要殷切殷切再殷切，客人为了表示“敬主之礼”要谦虚谦虚再谦虚，结果大家都得不停地说假话：客人一进门，主人要说：别换鞋了，进来吧，又不是什么好房子。如果客人死心眼把这当成真心话，真的不换鞋就进屋，那就成了“不长眼”、“没礼貌”，得罪人还不自知。客人如果知礼，就得坚持换鞋，这才能皆大欢喜——既没有脏了地板，又维护了主人的面子。如果不是事先约定，那快到吃饭时间客人得主动告辞才算“知礼”，主人即便巴不得客人赶紧走也得假摸假样挽留客人吃饭才算“知礼”，客人得坚持找出种种理由谢绝才算“知礼”——客人不告辞、主人不假挽留、客人不真推辞都属于“不识相”、“不知礼”。如果当真请吃饭，那又免不了来一通吃饭的假话：主人得摆出客人吃不完的饭菜才算有“礼”，否则就是“小气鬼”、“失礼”，饭菜再丰盛主人也得“家常便饭”、“聊备菲酌”、“不成敬意”地假谦虚一番。客人再吃不下去也得显示出足够的欣赏和满足来。而席间的敬酒夹菜的讲究就更多了，一不小心就要“失礼”得罪人——记得在网上看过一个儿媳妇写的抱怨：她给婆婆敬酒，婆婆拒绝，她怕这不是真心的，就坚持敬了三次。之后以为婆婆当真不想喝，就放弃了。结果婆婆老大不高兴，说她心不诚，不敬长辈，经不起考验，没坚持到第七次——大家的真正意图都不明说，都“打左灯向右拐”，要对方凭“人情世故”来猜，如此习气虚伪不虚伪?难怪一些习惯了说喜欢就是真喜欢、说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说想吃就是真想吃、说不想吃就是真不想吃的“老外”抱怨不知道如何跟中国人一起吃饭：不知道你嘴上说的跟心里真正想的差距有多大，又不会象中国人那样一下就猜出你的真正意图。

不光是作客吃饭，为显示“恭谦有礼”而口不应心的例子俯拾即是：“寒舍”、“陋室”、“蓬荜生辉”、“薄礼”、“粗茶淡饭”、“聊备菲酌”、“不成敬意”、“鄙人”、“不才”、“山野村夫”、“小人”、“卑职”、“在下”、“贱内”、“拙荆”、“贱妾”、“愚夫”、“犬子”、“痴长”、“拙作”、“信手涂鸦”、“献丑”、“抛砖引玉”、“千虑之一得”……所有这些“谦虚”都透着一个字：假。“假”从何而来?“克己复礼”、“以‘礼’为纲”。

“克己复礼”、“以‘礼’为纲”的客观历史效果是在全国全民进行普遍的、广泛的、随时随地的两面派作风教育——“礼”给人日常生活的全部行为都规定了一大堆僵硬刻板苛刻的条条框框，当真照着做起来简直能烦死人——比如按照《论语•乡党》，光穿个衣服就臭讲究一大堆：“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服而朝。(君子不用深青透红或黑中透红的布镶边，不用红色或紫色的布做平常在家穿的衣服。夏天穿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但一定要套在内衣外面。黑色的羔羊皮袍配黑色的罩衣。白色的鹿皮袍配白色的罩衣。黄色的狐皮袍配黄色的罩衣。平常在家穿的皮袍做得长一些，右边的袖子短一些。睡觉一定要有睡衣，要有一身半长。用狐貉的厚毛皮做坐垫。丧服期满，脱下丧服后，便佩带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如果不是礼服一定要加以剪裁。不穿着黑色的羔羊皮袍和戴着黑色的帽子去吊丧。每月初一一定要穿着礼服去朝拜君主)”。其它五花八门的臭规矩不胜枚举，什么“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盗泉之水不饮”、“席不正不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如果不折不扣地执行“礼”对衣食住行全部规定，一个大活人就等于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一举一动都不由自主了，比判了监外执行的无期徒刑囚犯都不如。实际上有几个人会当真不折不扣日日夜夜严格生活在“礼”中?忙于劳作的人没那个条件，“精英”权贵们有几个肯当真用“礼”妨碍自己的为所欲为?全都是表面上应付，实际上钻空子，谁也不会认真执行文字规定——“克己复礼”、“以‘礼’为纲”不容对“礼”说半个“不”字，而实际谁当真按“礼”生活谁倒霉，结果自然是逼得人们学会表面应付弄虚作假耍两面派，在阳奉阴违中过日子。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代代相传，结果就是在全社会潜移默化培养出阳奉阴违、不把规定和制度当真的习惯——“克己复礼”就是这样持之以恒地在中国社会进行“不认真”、“马马虎虎”、“打马虎眼”教育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不瞒下”、“说一套做一套”、“潜规则胜于明规则”等等两面派恶习培训。

六．“面子文化”的鼻祖，“阿Q精神”的源泉

“克己复礼”、“以‘礼’为纲”把“礼”变成了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礼记》宣布：“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仅成了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而且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甚至成了判断敌我的标准，至高无上、至关重要：“礼”占得住脚就是正确，就是胜利，就威风凛凛，就有利于巩固权力;“礼”站不住脚就是错误，就是失败，就威风扫地，就有害于维持权力——“克己复礼”、“以‘礼’为纲”造成的社会舆论心理大环境把“礼”与“声势”联系到一起，利用“声势”便可以制造出“有威望”的假象，利用“有威望”的假象便可以篡夺权力、巩固权力：“礼”跟声势挂钩，声势跟威望挂钩，威望跟权力挂钩，权力跟利益挂钩，由此形成一条利益链：为了利益必须有权力，为了权力必须有威望，为了威望必须造声势，为造声势必须争到“礼”。争到了“礼”就能虚张声势，就能忽悠出威望，就能用以巩固权力、增强软实力。而“威望”说白了就是“面子”;争“礼”即“争面子”;为“礼”不惜代价即“为面子不惜代价”——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由此诞生：“礼”高于一切=面子高于一切=为“礼”不惜一切=为面子不惜一切=为面子宁可牺牲里子=虚的比实的要紧、虚礼比实利要紧=只管形式不管实质=“死要面子活受罪”。

“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从何而来?“克己复礼”——“中国特色”的“礼文化”。

如果从常识角度看问题，从国家实际利益角度看问题，中国绝对吃了大亏。但如果以“礼”定是非，从“礼”的角度即从“面子文化”的角度看问题，那确实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占了便宜——由此可以看出“克己复礼”的“礼文化”与普通常识的区别。

由此也可见，如今中国一掷几百亿几千亿换取别人“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历史悠久的“礼文化”，不，“面子文化”的一脉相承和发扬光大。

“面子文化”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登峰造极了，就进入了“阿Q精神”的境界。

不惜代价吃亏换面子，如果换到了，根据“面子文化”就算成功。但如果赔了老本连面子也没换到呢?根据“面子文化”算失败，根据“阿Q精神”仍然可以算成功——即便被当众揍了个鼻青脸肿丢尽了面子，却仍然可以用阿Q无往而不胜的“精神胜利法”宣布自己胜利：“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真正的成功是客观的成功——成功地改变了客观世界，成功地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不管别人主观承认不承认都不受影响。

——“面子文化”的成功是主观夸张的成功——有虚无实，有面子没里子：改变客观世界不成功，获取实实在在的成果不成功，却能成功地靠主观的夸张让人们以为自己获得了成功——成功与否取决于若干人主观的承认。

——“阿Q精神”的成功是主观夸张的登峰造极——既无实又无虚、不但没捞到实惠，连面子也没捞到，一败涂地却能凭“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让自己以为自己获得了成功——成功与否取决于自己一个人主观的承认。

“克己复礼”、“面子文化”和“阿Q精神”有一个共同之处：用主观的夸张代替客观的实践，用表面的假象代替事实真相。这是偷懒投机的不二法门——货真价实很费事，改变货真价实的判断标准却很省事;忠心耿耿很费事，规定根据磕头响不响来判断是否忠心耿耿却很省事;改变客观存在很费事，改变人的主观想象却很省事;搞出“两弹一星”很费事，宣扬“两弹一星”没必要、没什么了不起却很省事;去掉阿Q头上的癞头疮很费事，宣布这癞头疮是“高尚的光容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你还不配……”却很省事。

“克己复礼”奠定了“精神胜利法”的基础——确立了“用主观的夸张代替客观的实践”的大原则。“面子文化”是实施这个原则的“初级阶段”，虽然丢了实利，却还能获得“面子”，总算能制造出“成功”的假象，至少还有的可吹，可以忽悠住一部分人。到了“阿Q精神”就进入了“高级阶段”，连表面的成功也不需要了，一败涂地都能吹成大获全胜，是最彻底的“精神胜利法”。

“克己复礼”是中国特色。“面子文化”是中国特色。“阿Q精神”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克己复礼”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中国特色的“面子文化”又派生出了中国特色的“阿Q精神”。这就是三个“中国特色”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克己复礼”之功。

七．思想僵化的原动力，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礼”是人为的规定。人只能规定已经认识的东西，对尚未认识的未知世界不可能规定出“礼”来。因此制定“圣人之礼”的孔老二不认识、不认同的一切都不可能包括在“礼”中。孔老二一死，“圣人之礼”也就发展到头，孔老二身后的一切都属于“非礼”。根据“克己复礼”、“以‘礼’为纲”规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国人的世界只能发展到孔老二为止，再也不得向前迈一步，因为孔老二身后出现的任何新生事物都是“圣人之礼”中所无，都必须“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否则就是“非礼”，违背了“克己复礼”、“以‘礼’为纲”这一根本原则。

要“克己复礼”、“以‘礼’为纲”，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不得超过孔老二，不能去探索孔老二未知的客观世界，不能去认同孔老二不认同的客观规律。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时间必须凝固在孔老二时代，中国人的世界必须停顿在孔老二时代，此后不得再发展，发展也必须等于没发展，凡是孔老二所没认识的东西都不准去认识，不管时代向前进了多少年，中国人永远只能向后看，只能永远以孔老二规定的“圣人之礼”为唯一标准衡量一切：

——发展生产力不属于“礼”——“小人哉，樊须也”、“焉用稼”……难怪中国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

——科学技术不属于“礼”——孔老二对科学技术没有任何论述。根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国历来视科学探索为“玩物丧志”，视科学发明为“奇技淫巧”。难怪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

——“礼”束缚干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展人物绘画艺术离不开基本功养成，离不开人体解剖和人体素描。但这都不见诸于“圣人之礼”，都被禁止。这就妨碍了中国古代人物绘画艺术的发展。为了符合“上下尊卑”之“礼”，画家往往不得不牺牲艺术真实——例如唐代名画《步辇图》(见附图一)，皇帝那么大个、宫女那么小样，是画家不懂艺术吗?显然不是。显然是为了遵从“上尊下卑之礼”——“礼”对艺术的干扰束缚由此可见一斑。

《步辇图》(局部)

——不仅人物绘画，人物雕塑也饱受“礼”的干扰——看看十三陵的人物石雕，个个臃肿呆板死样活气，半点艺术美感也没有，跟“维纳斯”、“掷铁饼者”、“大卫”、“沉思者”等等简直没法比。是中国人缺乏雕塑艺术的细胞吗?当然不是。中国古代的雕刻塑造艺术炉火纯青，秦始皇陵兵马俑轰动世界，可见中国人不是艺术水平不行，而是人物雕塑艺术受到了“礼”的束缚禁锢，从艺术的指导思想就被干扰僵化了，分不清“礼”和“艺”，搞着“艺”却想着“礼”，往往自己把自己绕昏了头——最近的一个例子：意大利佛罗伦萨市赠送给宁波市一尊《大卫》像复制品，宁波市则回赠了一对南宋石雕“文臣武将”复制品(见附图二)。结果一个受到当地居民的欣赏，一个却受到当地居民的抱怨，说“丑陋”、“与自己的城市格格不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大卫》遵从的创作原则是艺术，而“文臣武将”遵从的创作原则是“礼”：用“圣人之礼”来衡量是中规中矩无懈可击，但用艺术美感来衡量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克己复礼”的中国古代，尤其在大力推崇“礼”的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宋朝，能出现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造诣相比美的人体雕塑吗?向人体雕塑艺术称雄的意大利卖弄南宋时代的人像石雕，实实在在有点不看对象、班门弄斧。这一切都源于“克己复礼”对中国人艺术观的愚弄干扰。

——“克己复礼”把中国人从思想上彻底打入牢笼：《弟子规》规定“非圣书，屏勿视”。这就是说，不管是《资本论》还是《相对论》，不管是《共产党宣言》还是《毛泽东选集》，不管是《物种起源》还是《元素周期律》，不管是《国富论》还是《战争与和平》……反正只要不是《四书》《五经》之类“圣书”，那就必须“屏勿视”——“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儒家书籍之外的作品看都不许看，孔老二之外的思想知都不许知道，这比“焚书坑儒”如何?这还不算禁锢思想?这还不算阻挠社会进步?

难怪中国人会落后挨打——历史在发展，而“克己复礼”却规定中国的一切必须冻结停滞在孔老二时代，以孔老二规定的“礼”为标准衡量一切。那还有个不落后的?——用“落后”来形容都不够，因为“落后”还有“虽然缓慢但还向前进”的意思。而“克己复礼”却是“复”——“向后看齐”：不但不向前，而且千方百计往后拉，开历史的倒车。这用“落后”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用“反动”二字描述才恰如其分。如此反动，岂有不挨打的?

八．杀人不见血的软刀、误国不留痕的圈套

谨举三个有名的实例：

1.为“礼”送命的子路

鲁迅说孔老二“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如果不是听了“君子死，冠不免”的鬼话，能送命吗?“吃人的礼教”真吃人。

更需一提的是孔老二的反应：听到子路被砍成肉酱之后立刻把厨房里的肉酱倒掉——“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看上去很伤心。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当真伤心，当真痛惜自己的学生，那该做的事是总结教训亡羊补牢——承认自己教导有误、导致子路丧命，告诫弟子们今后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生死关头别再死守“君子死，冠不免”的教条，别为“礼”而送命。然而实际呢?孔老二丝毫没有承认自己“君子死，冠不免”的教条误人子弟，更没有告诫学生从此不要拘礼误事，倒完了肉酱、装完了伤心、摆完了姿态、演完了戏就算完事，什么后话也没有。这等于说子路因为“君子死，冠不免”而送命是活该，不可避免，今后别人碰上这种情况照样得坚持“君子死，冠不免”、照样要“礼”不要命，换句话说照样该死——这里哪有半点“仁爱之心”?分明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

2.马尔嘎尼访华磕头风波

1793年，马尔嘎尼使团访华，英国政府曾授权马尔嘎尼可以答应终止英属印度对华的鸦片走私，换取中国开放，扩大对华贸易，结果访华失败。失败的直接理由据说是因为“红毛外夷”不肯向乾隆皇帝行双膝下跪叩头大礼，结果直接被撵出了北京。

在西方列强登门扣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关头，满清皇帝贵族们却把时间精力全浪费在纠缠“礼”上，把“礼”看得比国家关系、国家大事更重，不折不扣的“拘礼误国”。

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换约之争

满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已经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还不吸取教训正视问题图新自强，却想重复鲁迅说过的那种老把戏：“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次是想在换约仪式上做文章把面子捞回来，千方百计在相关的“礼”上扯皮。然而这群昏庸无能之辈没看清形势，西方列强已经打定主意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决心不但要你的主权，而且连面子也不给你，一下子就把换约的“礼仪”之争变成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借口，结果就是英法火烧圆明园、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割走中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克己复礼”、“以‘礼’为纲”，不见大势只见“礼”，不抓根本只抓“礼”，根本不管以弱对强时必须的审时度势、有理、有利、有节等斗争原则，在虎狼面前想靠玩弄“礼”之类小动作来挽回面子，掩饰丧权辱国的根本，争来争去争的不是国家根本利益而是一己面子，争不到面子又意气用事，为虚“礼”之怒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结果鸡也飞了蛋也打了，赔了个彻底。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孔老二的“礼”是强化奴性训化的工具，是不干事的人整干事的人的工具，是对抗法治的工具，是“不争论”、不讲理、蛮横专制的工具，是两面派加工厂，是“面子文化”的鼻祖、“阿Q精神”的源泉，是思想僵化的原动力、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误国不留痕的圈套，对导致历史上中国人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呆板教条、弄虚作假、阿臾逢迎、形式主义、繁琐哲学、不讲公德、不讲法制、欺上压下等劣习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反动作用，没有半点进步作用。

——“一切坏事都是孔子身后的人干的，不是孔子的责任”。

明明是在分析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历史效果，谁追究孔子的个人责任了?谁又有兴趣追究孔子的个人责任?如此轻轻一句话就把问题的性质从“分析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历史作用”偷换为“跟一个死去两千多年的人过不去”，把原则之争偷换为个人责任之争，够狡猾的，不愧是偷换概念的老手、文字游戏的行家。

具体设计建造毒气室灭绝犹太人的并不是希特勒本人，但这些东西却来自他的种族灭绝理论。具体制定前面清宫太监描述的那些蛮横无理的“礼”的不是孔老二，但这些繁文缛礼却来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以‘礼’为纲”。有因才有果，有根才有叶。孔老二本人干不了的事，他的理论体系干得了。

“克己复礼”、“以‘礼’为纲”确立了一条大原则：“挑剔表面动作判断问题性质”。

这个原则被古代道学家们运用于封建时代，任何对上不敬、有违反“上下尊卑”之嫌的举止行为都被当成罪，结果就有了前面清宫太监所述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形式主义的繁文缛礼。

这个原则被当代阴谋家们运用于文革时代，任何对毛泽东不敬、有侮辱毛泽东之嫌的举止行为都被当成罪，结果就有了文革中“侮辱毛泽东画像罪”、“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之类种种纯粹形式主义的疯狂荒唐。

(必须说明，文革中那些种种纯粹形式主义的疯狂荒唐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被制止了。下令制止的正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政敌们蓄意煽动这种荒唐举动丑化嫁祸毛泽东，被毛泽东及时识破禁止了。封建时代荒唐的繁文缛礼一直持续了两千年，没有人制止。如今一些“精英”只对文革中那持续不到两年的荒唐念念不忘喋喋不休，对封建时代持续了两千年的繁文缛礼的荒唐熟视无睹，只字不提。这是其本性所致，立场所致。)

“克己复礼”、“以‘礼’为纲”导致了封建时代的形式主义的荒谬。“克己复礼”、“以‘礼’导致了文革时代的形式主义的荒谬。如今呢?“克己复礼”、“以‘礼’为纲”照样没闲着。

今天的“礼”是什么?“GDP”、“政绩”、“私有化”、“先富起来”、“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维稳”……围绕着这些当代“礼”，孔老二古老的“克己复礼”、“以‘礼’为纲”又在大显身手——形式主义的花样变幻无穷，没那么多篇幅在此一一列举，反正人们有目共睹。

所有这些荒唐帐算不到孔子本人头上，但确实可以算到孔子的“克己复礼”、“以‘礼’为纲”的思想学说头上。

无耻透顶。无赖之极。是你们把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强加给今人，激起了民愤，却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说别人无理取闹，“用现代标准苛求古人”——没有把孔老二的东西强加于人在先，谁会闲得发慌想起来为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二争论不休?“不能用现代的标准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难道可以用两千年前的古人标准要求今人?明明是你们用两千多年前孔老二的标准侵犯今天的人的人权，却颠倒黑白把问题说成受害者在用今天的标准去侵犯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的人权，有比这更厚颜无耻的吗?许你们用两千多年前的标准要求今人，凭什么不许别人抗议?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不准用跨时代的标准要求人，自己呢?

况且，当真尊孔吗?如果真是那样，那孔老二规定的“礼”不包括看电视、玩电脑、上互联网、坐汽车之类吧?既然如此虔诚尊孔，那就该按“克己复礼”规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电视砸了，把网停了，把汽车扔了，老老实实看竹简书，老老实实学孔老二出门坐马车，而且“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老老实实“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盗泉之水不饮”、“席不正不坐”，一天到晚保持个僵尸样……做得到吗?做不到，何以证明当真尊孔、当真“克己复礼”、当真按照孔老二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己做不到的东西却要求别人做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己所不欲，故施于人”、“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如果说搞这一套现代化时髦不违反孔老二的“礼”，那怎么才算违反?换句话说，“礼”不“礼”的是由谁来决定的?如果到头来是孔老二说的不算，你们说的算，那你们的尊孔究竟是要人们听孔老二的学说，还是听你们以孔老二名义忽悠出来的私货?那岂不成了“古有曹阿瞒挟天子令诸侯，今有众儒棍挟孔子令全国”?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

不懂就别装蒜。孔子自己说得明明白白：“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连孔老二说的是什么都没弄懂就跳出来当假行家当众现眼，哭了半天都不知道谁死了。就这水平还自称“精英”，真是光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地丢人。

——“孔子即使是跨越时空，来到当代并反对了科学，孔子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过?”

孔子没错。孔子没罪。逼当代人学孔子有错，逼当代人学孔子不讲科学有罪。把“逼人学孔子”这当代的对错与孔子本人当时的对错混为一谈，还是那老一套偷梁换柱的诡辩伎俩。

撒谎不脸红，吹牛不上税——请拿出确凿无疑的具体事实，证明相对论是孔老二指导出来的，《资本论》是孔老二思想的结晶，电子计算机是孔老二思想的功劳，互联网是孔老二思想照耀（查成交价|参配|优惠政策）的结果，抗日战争是靠孔老二思想打赢的，中国的两弹一星是学孔老二学出来的，中国的核潜艇是孔老二学说的成就……既然一口咬定孔老二的思想学说“开辟了通道与源泉”、“能够普适的满足、保障人类学习生存知识、获取生存经验的基本需要”，那就请拿得出过硬的事实来证明。

同样，请用客观事实推翻鲁迅的如下论断：“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不全部弃之”，就得全盘接受?就得在天安门立孔子像?这有半点承认“局限性”的意思吗?说的是承认“局限性”，做的是无条件尊孔，说一套做一套，不愧文匪“精英”的两面派本色。

——“孔子的学说被后世人误解或者歪曲了，孔子真正的原意是blablabla……”。

狂妄之极。凭什么要人承认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实践检验不算数，你的一面之词才算数?凭什么要人承认只有你的解释才是孔子的原意?凭什么要用你的一番主观夸张一笔勾销上千年的客观历史事实?还不是自命“精英”，自命超越历史、超越古往今来所有人的见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老二学说的真正含义、真正的社会效果历史早有结论——孔老二的思想学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中国落后挨打，不是孔老二学说的问题又是谁的问题?不从孔老二的思想学说上找原因从哪里找原因?——既然你两千多年来一直独霸着中国思想界，又号称完美无缺好得没屁眼，那为什么中国会落后挨打?为什么中国人没搞出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却只搞出一大堆吃人的礼教?——你就是再说得天花乱坠，也休想回避掉这个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这一切不是你的责任是谁的责任?不找你算帐找谁算帐?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还不许人算帐找原因，这是哪家的道理?如今还嫌中国人挨打没挨够，还想逼中国人继续接受导致中国人落后挨打的思想学说的摆布，继续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继续挨打，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时至今日还想让中国人忘掉两千年的历史事实、忘掉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而只听信一伙从不负责的“精英”的胡说八道搬嘴弄舌信口开河——天下还有比这更不要脸、更狂妄的吗?

这倒让人看破“孔门儒棍”们的真正如意算盘：历史事实不算数，孔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全随他们的主观夸张。反正孔老二“述而不作”，所谓孔老二的学说全出自别人之嘴，又都是没有标点符号晦涩难懂的古文，具体的环境细节一概不详，他们可以完全按自己的需要爱怎么编就怎么遍，爱怎么赖就怎么赖——对孔子杀少正卯来个不认帐，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来个“标点符号有误”，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者也”来个“非正式的开玩笑发牢骚”——“孔子是个性情中人，讲话向来脱口而出。分析这句话应该看孔子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是对什么人说的”(废话，“什么情境”、“对什么人”的具体情节何曾记录在案?杀少正卯的事实有案可查还不认帐呢。明知查无出处却偏要拿来煞有介事，明摆着是空头大忽悠)……忽悠来忽悠去他们就成了孔老二的代表，尊孔就成了尊他们了——“古有曹阿瞒挟天子令诸侯，今有众儒棍挟孔子令全国”。如意算盘打得不赖，就是看错了时代——这帮文匪“精英”当真不知道自己如今在老百姓心目中有多臭，还在恬不知耻趾高气扬，还以为老百姓会信他们的一面之词胡说八道——别做梦了，你们早臭大街了!

——“树立孔子像目的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寻找失去的中华文化根基”。

孔老二的学说有精华，有糟粕。其精华部分全与涉及阶级关系的“礼”无关。其糟粕部分集中在涉及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人的高低贵贱尊卑等级关系的论述中。其精华部分早已得到毛泽东和鲁迅的充分肯定，已经被吸收到了他们思想体系中。中华文化的根基根本就没失去。毛泽东思想和鲁迅的著作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成果。要真正“弘扬中华文化”，就要弘扬毛泽东和鲁迅。抛开毛泽东和鲁迅不但无从“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才真要失去“中华文化根基”。

中华文化已分为两大体系：建立在人与人关系平等基础之上的思想文化体系与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思想文化体系。前者的代表是毛泽东和鲁迅，后者的代表是孔老二。

在天安门立孔子像意味着对孔老二的思想学说全盘肯定，只承认精华不承认糟粕——孔子像上哪部分是代表糟粕的?放在那里就是要人盲目崇拜。

在今天如此尊孔当然是罪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魁（查成交价|参配|优惠政策）——用孔老二赶走毛泽东。

文匪“精英”的本性就是欺压百姓不劳而获，当然容不得任何宣扬“人与人平等”、“压迫无理”的思想文化体系，当然容不得毛泽东和鲁迅，当然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用权力“去毛化”、“非毛化”几十年了，呕心沥血煞费苦心，不可谓不努力，却偏偏事与愿违，拥护热爱毛泽东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文匪“精英”们也不是不知道光靠硬权力不行，不是没竭尽全力用软权力“非毛”，只是他们这些“空空道人”肚子里实在空空，绞尽脑汁创造出来的黑猫白猫普世猫太不中用，跟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过招就屁滚尿流，不得不高挂“免战牌”，宣布“不争论”。如今他们终于认输，终于承认自己无能，终于承认创造不出堪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相抗衡的思想文化体系，终于不得不回到孔老二那里去——中国的文匪“精英”就这点出息，两千年都没一点长进，都拿不出比孔老二更好的东西，到头来都得靠尊孔混日子。

这就解释了文匪“精英”为什么“非毛”非了几十年，如今才突然想起尊孔来了——实在不得已了，顾不上孔老二的一套跟“普世价值”互不兼容，会彼此打成一团了;顾不得孔老二的学说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了。如今是硬赶着孔老二上架，一切漏洞都靠用话语权硬补窟窿，所以孔门儒棍们才会对毛泽东挑剔挑剔再挑剔，对孔老二包容包容再包容。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东西。如今想靠“克己复礼”消灭毛泽东思想更是痴心妄想。“克己复礼”两千多年来没能保住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如今想靠它当救命稻草的人岂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