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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仅将官员工作上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失、影响和应负的责任作为辞职之“咎”，至少忽略了现实中另外存在的三种“咎”：1、与工作相关，如不能胜任工作或民意极差的；2、与个人言行相关，如具有违背社会公德或法纪规定、或与其领导干部身份不相符的个人言行导致影响败坏的；3、与廉洁从政相关的，如严重违反廉政纪律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三种情形同样使官员失去继续担任现职的公信力，有必要而且应当引咎辞职。这既与引咎辞职的国际政治惯例接轨，也要现实的迫切需要。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已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作为从严治党治政的重要举措，从制订到实施要一以贯之。依笔者看来，引咎辞职的适用情形应体现两个方面的从严，一方面，即便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处罚，也可以引咎辞职；同理，不要以为引咎辞职了，就可以不给党政纪处分和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不单包括领导干部工作上失职失误，还要包括工作之外的个人言行和自身形象。 从严治党治政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需要在制度建设和反腐败实践中落实到位。我们有一个观念误区，以为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就算作是从严处理。其实，党纪政纪处分分为多种档次，只要不涉及撤销党政职务的处分，都只是小处分，并不一定会引起被处分人的重视，其更在乎官职是否保得住，官帽是否戴得牢。当党政纪处分不足以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时，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作为党纪政纪的重要补充，可以发挥出权力问责在从严治党治政中的积极作用，使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官员离职而去。这比那种小处分更能让一些不负责的官员感到“如芒刺背”。 今年以来，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马富才、原北京密云县张文、原吉林市长刚占标相继引咎辞职；安徽省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长周毅生、市卫生局副局长丁丽玲不单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处分，而且分别被责令辞职，这些根源于工作失职、失误而引起的引咎辞职和责令，明确地向官员发出一种信号：权力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负担，滥用权力和不负责的不作为将受到严格拷问。然而，也必须重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对引咎辞职规定的疏漏，使一些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员成为引咎辞职的例外，也使得引咎辞职的效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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