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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全国不少地方举行了多个听证会：在北京，人大常委会就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举行听证会，另外还有三个听证会也同期进行；山东淄博市就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举行听证会；四川省政府最近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立法听证会；另外，深圳市计划于本月17日召开价格听证会，拟降低出租车起步价格。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听证会被引入公共决策程序后，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目前，在各地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若干不同形式的听证会：地方人大在制定有关法规时，可能举行立法性听证会；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可能召集决策性听证会；还有另一类数量相当大的听证会，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特别是价格部门，就垄断性企业的产品定价举行价格听证会等等，一时间出现了“听证会”的热潮。 “听证会热”何以出现？ 听证会的频繁召开，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听证会热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立法机构、行政决策机构与民众之间，在一些治理事务中，正在形成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格局。一方面，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成熟，尤其是部分报刊新兴的新闻与评论形态与网络媒体的兴起，为民意的凝聚提供了方便，而相对集中的民意，正是民众能够影响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府也意识到，法律或者政策如果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就缺乏正当性，即使运用政府强制手段可以勉强执行，但其效力会大打折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开始学习吸纳民意的技巧，让人民在某些事务上直接参与立法或决策。听证会就是这样热起来的。 
通过听证会操练民主政治 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属于一种比较初级的民主政治操练；而民众的积极参与与舆论的密切关注，也显示了人民参与决策的热情，而听证会也为民众理性参与立法和决策提供了制度性的渠道。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必须以被治理者的同意为基础。就具体的法规和政策而言，这样的同意应当是明示的，也即由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自己的多数明确地表示同意。原则上，最后的立法和决策由人民的代表或委托进行治理的行政部门作出。但是，至少应当有某种渠道使人民能够知道，政府正在拟定什么样的法律、政策，并且使人民在其被制定出来之前，就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使之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至少不至于侵害自己的利益。就其性质而言，听证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征求人民同意的一种途径。 听证会是一个征得利害相关人同意的过程。人民参与立法或行政决策，既是为了追求法律与政策的正义性，增进公共利益，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国家权力触及到个人和企业的权利或利益的时候，尤其是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时，必须征得个人或企业的同意。这是判断政府活动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尺。 听证会则是一个各个群体表达自己的诉求、从而与政府部门或其他群体理性谈判的过程。法律或政策对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听证会则提供了一个使不同群体就各自的利益展开理性对话的制度框架。社会不同的集团、阶层和群体，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如果缺乏理性的博弈程序，这样的利益分歧就无从弥合，有可能转化为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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